在風險分散增加價值這麼一個主流偏向下，多元化經營的公司就開始產生市場溢價。所以一個公司只要宣布自己收購其它企業，進行多元化經營，股價就會開始上漲，而索羅斯就把這個定義為“實現價格”。

和很多學院派經濟學家對均衡有一個執念不一樣，索羅斯認為這三個變量（基本趨勢、主流偏向和實現價格），始終處於一個動態變化，互相加持的過程中間。正向的反饋會形成繁榮，負向的則形成蕭條。所以我們要觀察，如果三個變量開始進入反饋過程，就是入場賺錢的時間。

索羅斯當時意識到，多元化集團公司溢價這麼一個反饋的機制已經開始形成了，所以決定全力地進入這個市場。

當時，市場上很多公司想方設法地去收購其它的公司，把自己包裝和轉型成集團公司。然後市場就對它們的決定抱以一個正向的反應，而股價就開始上漲。股價的上漲就使得企業有更多的錢去進行收購，這樣又使得被收購的標的價格也水漲船高。這樣下來以後，整個市場對多元化增加價值的預期就更加地強烈，然後促使價格進一步上漲。更多的企業就蠢蠢欲動地要加入到這個遊戲中間，而同時市場上其他的參與者，像什麼事務所去幫著進行各種會計、審計的處理，使得賬面更加好看。基金經理們紛紛地重倉多元化的集團公司，分析師不斷地唱多，學術圈也進行了各種研究證明多元化經營的好處。

這些都是反饋裡面的一個部分，也促使了價格進一步上漲。那麼在這個市場上的玩家自然賺得盆滿缽滿。索羅斯的策略，讓他完美地抓住了這一次正反饋的機會。

但是索羅斯也意識到，這個反饋機制不是一個穩定的均衡、預期，也就是我們剛才說的主流偏見，它在裡面扮演了一個重要的角色。因為價格的進一步上漲，你必須依靠越來越強的主流偏見，所以負向加強的反饋機制就變得越來越脆弱。現在只要出現一點點的反面信息，就可以中斷，甚至扭轉這個反饋。

後來到了60年代後期的時候，就逐漸有人意識到，多元化的溢價已經超負荷地運轉了。索羅斯這個時候就開始撤出這個市場。隨著某一次收購行為的失敗，市場的價格就開始下降，主流的偏向轉向，然後下降的趨勢反而進入了一個自我強化的程序，市場就從繁榮轉入了蕭條。但是索羅斯又完美地躲過了。

所以這是索羅斯利用正的反身性，賺取巨額利潤的一戰。

第二個例子是很多同學很熟知的，他在1997年狙擊泰銖，在亞洲金融市場掀起腥風血雨的戰役。其實這裡的原理也是一樣的，他只不過就是利用了負的反身性。

上個世紀七八十年代的時候，咱們都知道，“亞洲四小龍”起飛，全球就出現了一種認知——“東亞奇蹟”。這麼強大的認知在市場上就加速了對這些市場的樂觀預期，導致這些國家的幣值不斷地創出新高。

到了九十年代中期的時候，索羅斯仔細分析之後，認為正反饋的機制進入了一個非常脆弱的階段，只要市場有足夠強的負面信號，就可以中斷這個過程，轉入一個負反饋。

於是，他就選了最脆弱的泰銖下手，募集了數百億美金，開始做空泰銖。有一天甚至讓泰銖的下跌幅度超過了17%。這麼一個強的信號就使得市場的正反饋不但被打斷，反而迅速地轉向，形成了負反饋，市場上形成了恐慌性的拋售。預期從“樂觀”轉為“悲觀”，甚至轉為“超級恐慌”。泰銖的失守繼而導致了市場對整個東南亞貨幣的預期扭轉，短短幾個月，負反饋迅速地蔓延開來，形成了一個多米諾骨牌的形式。

在短短的幾個月之內，索羅斯從這個負反饋機制中又賺取了上百億美金。

三、反身性理論的啟示

從這兩個例子中，你會發現，“市場”在索羅斯的腦子裡從來不是一個靜態的概念，而是一個“動態變化，互相反饋”的演變過程——他投資的成就，都是基於對這樣一個循環的深刻理解。

他這種想法其實對於我們普通投資者來講很有意義，我們要理解：無論在什麼時點上，市場總是會顯出一定的偏向的，而且這種偏向會影響到它預期的事件。也就是說，市場的觀點和市場價格是一個內生的關係，價格被觀點傾向所塑造，觀點和傾向被價格所加強或改變。

所以對個人來講，投資是要找到一個動態的平衡。在我們決策的過程中間，其實我們特別容易陷入一個靜態分析的窠臼。比如說“某個價位買某個產品”，其實這種表述就特別靜態，咱們真正要分析的是，市場動態演化的可能方向。

當然了，可能有同學會問，既然市場是動態的，那麼所有靜態的分析還有什麼用？你要想啊，從另外一個角度來說，我們所學到的均衡其實給我們提供了一個思考動態演化的出發點。如果你連出發點都沒有，你的動態也不知道從何開始。比如說我們之前說的“不要奢望能抄在谷底，賣在高點”，那麼對谷底和高點的把握，其實就是基於假想的均衡，然後運用反身性原則來作出判斷。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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